由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于2020年5月28日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将于2021年1月1日起施行。这部新中国历史上首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集万千智慧，应时代召唤，引领我们进入了民法典的时代。这部法典既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也是人民权利保障的宣言书。在中国全面依法治国的时代大背景下，民法典毫无争议的成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基本遵循，它的发布、实施是涉及国计民生极为重要的事件。民法规范着社会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民法的内容涉及社会成员的全部，也涉及他们从事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故，民法典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仅次于宪法。在一个法治国度里，对于民事行为的约束和规范，属于社会基础性、常规性、普遍性和全局性的活动，而民法就是开展、从事这些活动的法律依循。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民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称得上是“国家重典”。就是这么一部“国家重典”，其第1185条明文规定：故意侵害他人知识产权，情节严重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惩罚性赔偿最早见于公元前20-18世纪的奴隶制法典，在人类早期立法中较为普遍 。随着国家力量的逐步强大，特别是大陆法系建立了公法和私法的严格区分后，惩罚性赔偿作为一种私力救济措施逐渐被大陆法系国家所放弃。而英美法系则延续了这一古老的赔偿制度，并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两大法系不断融合和相互借鉴的背景下，一些大陆法系的国家和地区本着实用主义的原则，重新尝试在部分私法领域引入了惩罚性赔偿制度。惩罚性赔偿（punitive damages）是指，为惩罚和吓阻恶意侵害行为，而判令加害方承担的超出受害方实际损失的金钱赔偿。作为一种民事损害赔偿制度，其与补偿性赔偿制度相对应。中国于1993年颁布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首次以特别法的形式确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随着中国在知识产权领域保护的不断加强，立法部门已经意识到，在知识产权领域仅靠“填平原则”已不足以遏制恶意侵权和反复侵权的行为。因此，近年来中国知识产权领域立法开始借鉴国外的惩罚性赔偿制度，把知识产权侵权的赔偿数额进一步提高，以加大打击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力度。一、商标法领域已立法确定商标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2013年，我国商标法首次规定了商标侵权惩罚性赔偿条款，开创了知识产权法律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先河。商标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可以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参照该商标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对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赔偿数额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该规定具有鼓励权利人维权、遏制恶意侵权、净化市场环境，鼓励公平竞争的强效功能。2019年11月1日生效的商标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可以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参照该商标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对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赔偿数额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很显然，2019年新修订生效的商标法进一步加大法官对惩罚性赔偿的自由裁量力度，由之前规定的“一倍以上三倍以下”调整为“一倍以上五倍以下”。惩罚性赔偿在商标立法上的变迁和重视，导致司法实践的彻底践行。2019年，上海浦东区人民法院在审理一起商标侵权案件中认定，被告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涉案商标相同标识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注册商标专用权，被告的侵权获利在101.7万元至139.5万元之间。鉴于被告的行为符合惩罚性赔偿关于“恶意”和“情节严重”的适用要件，法院最终确定了三倍的惩罚性赔偿比例。因侵权获利的三倍已超过300万元，超过原告主张的赔偿金额，遂判决全额支持原告300万元的诉请。该案例成为上海首例商标惩罚性赔偿案件，在社会上产生巨大轰动。二、不正当竞争领域已立法确定商业秘密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2019年4月23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七条规定：因不正当竞争行为受到损害的经营者的赔偿数额，按照其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经营者恶意实施侵犯商业秘密行为，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经营者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其中，关于商业秘密侵权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则是本次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中新增加的内容。放眼全球范围对侵犯商业秘密的惩罚性力度，此次修改后我国对商业秘密的保护强度至少在立法层面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韩国对故意违反商业秘密法造成损害的，赔偿额度最高可至实际损失的三倍；美国规定在故意或恶意的情况下盗用商业秘密，可以判以损害赔偿的两倍，而欧盟却没有对于惩罚性赔偿的数额作出具体规定，仅规定司法机关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考虑非经济因素（比如商业持有者的精神损害）。三、著作权和专利保护领域，侵权损害惩罚性赔偿制度正在安排、落实中并试图降低对侵权人主观恶性的考量。2017年8月28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提到：对情节严重的恶意侵权行为实施惩罚性赔偿；加强与我国已加入的著作权国际条约的衔接等。对这些意见，在修改著作权法时要予以重视、研究吸纳。实际上，2020年4月30日发布的《著作权法修正案（草案）征求意见》决定将现著作权法中的相关条款修订为：“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难以计算的，可以参照该权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给予赔偿。对故意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给予赔偿。2019年1月4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修正案（草案）》决定将现专利法相关赔偿条款修改为：“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可以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参照该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对故意侵犯专利权，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在上述两个草案中不仅在著作权法和专利法的现有立法基础上增加了惩罚性赔偿条款，而且一改之前立法适用条件中的“恶意”为“故意”，大大降低了对侵权人主观要件的适用限制，让侵权惩罚性赔偿的适用范围更为广泛。四、民法典从更高的立法层面、更宽的规制范围为知识产权领域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全面适用奠定了基石，铺平了道路，中国进入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法典保护新时代。知识产权包括专利权、商标权、商业秘密、著作权（又称版权，包括计算机软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货源标记、制止不正当竞争、厂商名称、原产地名称、植物新品种以及其他人类智慧成果。前述提到的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著作权法和专利法仅是从部门法的角度对某一种具体的知识产权类型进行了惩罚性赔偿保护，而《民法典》直接规定为“知识产权”，这意味所有的知识产权类型都可以根据《民法典》获得惩罚性赔偿保护。此外，鉴于《民法典》的立法阶位高于《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另鉴于后法优于前法的法律适用规则以及目前在知识产权领域适用惩罚性赔偿的呼声很高等综合因素，《民法典》将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适用条件中的主观要件限定为“故意”而非“恶意”，应当理解为所有的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适用条件其主观要件都降低为“故意”，包括商标和商业秘密的保护。综上，《民法典》的颁布既是全民大事，亦是知识产权保护领域中的大事，其既开创了人民权利保障的新时代，同时亦翻开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新篇章。相信随着《民法典》的生效和权利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兴起，《民法典》第1185条必将在知识产权案件中被反复提起并持续得到日益广泛的重视，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已进入法典保护新时代！

《民法典》开启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重典”保障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