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案同判是当事人最朴素的期望。类案不同判，当事人很难息诉服判；类案同判，则可以提高司法公信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案情简介 何某某所在公司被指控涉嫌“套路贷”诈骗，何某某系公司业务员。公诉机关指控何某某参与诈骗金额近百万元，虽认定何某某为从犯，但量刑建议为有期徒刑十年。笔者作为何某某的辩护人，认为检察院的量刑建议明显畸重，遂检索了大量案例，并制作成《类案检索报告》，再分别从行为人的身份、地位、作用、具体的实行行为、被害人人数、涉案金额、主从犯、有无自首、坦白等方面对案例进行了详细分析后形成类案量刑对比表附在报告里一并提交给了检察院、法院，并与检察官、法官反复沟通，强调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明显畸重，应当类案同判，且何某某应当认定为坦白，应给予大幅度减轻处罚。最终，笔者的辩护意见被采纳，公诉机关变更量刑建议为有期徒刑五年并被一审法院采纳，何某某表示满意没有上诉。 检察官、法官非常肯定笔者的工作，对笔者提交的类案检索报告非常重视，虽然判决书中没有体现出来，但对检察官、法官的内心触动却是不可避免的，最终获得了相对较好的辩护效果。 笔者接下来谈一谈类案检索制度的进程、类案检索的适用情形、类案的效力层级等内容。 01、类案检索制度的进程 （一）雏形阶段：最高人民法院2017年提出建立类案检索机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落实司法责任制完善审判监督管理机制的意见（试行）》（法发〔2017〕11号）“六、各级人民法院……建立类案及关联案件强制检索机制，确保类案裁判标准统一、法律适用统一。”，该试行意见原则性地提出了各级人民法院要建立类案及关联案件强制检索机制。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实施意见(试行)》[法发〔2017〕20号]第39条规定：承办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均应依托办案平台、档案系统、中国裁判文书网、法信、智审等，对本院已审结或正在审理的类案和关联案件进行全面检索，制作类案与关联案件检索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的实施意见》（法发〔2018〕23号）第9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必须建立类案及关联案件强制检索机制，存在法律适用争议或者“类案不同判”可能的案件，承办法官应当制作检索报告，交由合议庭评议或者专业法官会议讨论。该实施意见正式要求各级人民法院建立“类案及关联案件强制检索机制”，以确保“类案裁判标准统一、法律适用统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的实施意见》（法发〔2020〕26号）9.完善统一法律适用机制。进一步完善关联案件和类案检索机制、专业法官会议机制和审判委员会制度，确保各项机制有机衔接、形成合力。通过类案检索初步过滤、专业法官会议研究咨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有效解决审判组织内部、不同审判组织以及院庭长与审判组织之间的分歧，促进法律适用标准统一。 （二）成熟阶段：最高人民法院2020-2021年细化了类案检索制度的相关内容，增加了可操作性。 2020年7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第一次详细规定了类案检索的适用情形、检索主体、法官回应义务、法律适用分歧解决方式等内容，还明确了类案检索说明或者报告应当“客观、全面、准确，包括检索主体、时间、平台、方法、结果，类案裁判要点以及待决案件争议焦点等内容，并对是否参照或者参考类案等结果运用情况予以分析说明”等等。该指导意见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明确的依据，增加了可操作性。 2021年11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统一法律适用工作实施办法》（法〔20221〕289号）进一步扩大了类案检索的适用情形，明确了“待决案件在基本案情和法律适用方面与检索到的指导性案例相类似的，合议庭应当参照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作出裁判”等内容，让类案检索制度更趋向于成熟。 02、类案检索的适用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统一法律适用工作实施办法》第六条明确了承办法官应当进行类案检索的情形： （一）拟提交审委会、专业法官会议讨论的； （二）缺乏明确裁判规则或者尚未形成统一裁判规则的； （三）重大、疑难、复杂、敏感的； （四）涉及群体性纠纷或者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 （五）与最高人民法院的类案裁判可能发生冲突的； （六）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反映法官有违法审判行为的； （七）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的； （八）审理过程中公诉机关、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交指导性案例或者最高人民法院生效类案裁判支持其主张的； （九）院庭长根据审判监督管理权限要求进行类案检索的。 03、案类检索的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明确了类案的概念及类案检索的范围。 类案是指与待决案件在基本事实、争议焦点、法律适用问题等方面具有相似性，且已经人民法院裁判生效的案件。 类案检索范围一般包括： （一）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 （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及裁判生效的案件； （三）本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参考性案例及裁判生效的案件； （四）上一级人民法院及本院裁判生效的案件。 04、案类的效力层级 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九“检索到的类案为指导性案例的，人民法院应当参照作出裁判，但与新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相冲突或者为新的指导性案例所取代的除外。检索到其他类案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作出裁判的参考。”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统一法律适用工作实施办法》第六条规定“类案检索可以只检索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第九条规定“待决案件在基本案情和法律适用方面与检索到的指导性案例相类似的，合议庭应当参照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作出裁判。” 根据上述规定笔者认为类案效力层级可概括为： （一）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在类案中效力最高，应当参照适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法发〔2010〕51号）规定，指导性案例是经最高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统一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最高人民法院网站、《人民法院报》上以公告的形式发布的案例。 指导性案例必须是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裁判说理充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良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能够起到统一法律适用作用的案例。故指导性案例在类案中效力最高，最高法院明确规定“应当”参照适用。 （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公报案例、典型案例、生效裁判案件具有优先效力。 公报案例来自《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典型案例由最高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业务庭室发布。公报案例与典型案例经专门发布，系因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其具有全国范围内的指导意义，这是区别于最高人民法院其他生效裁判案件的。故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公报案例与典型案例要优先于最高人民法院其他生效裁判案件被参考。 （三）各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参考案例、生效裁判案件属于第三效力层级 各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典型案例选择范围限于本省辖区内、且示范作用一般也限于本省辖区内，故笔者认为各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参考案例及生效裁判案件，其效力劣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公报案例、典型案例及生效裁判案件被参考。 本省高级人民法院案例与外省高级人民法院案例之间优先级问题如何厘定呢？司法实践中，一省辖区内的法院肯定都是以本省高院案例为优先，这是各区域司法差异化的必然结果，而且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类案检索范围规定的也是“本省高院的案例”，故笔者认为一省辖区内的法院应当优先参考本省高院的案例。 （四）上一级人民法院与本院的生效裁判案件属于第四效力层级 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试行）》规定上一级人民法院与本院的在先类案是仅次于省级高院案例被参考的。 司法实践中基层人民法院最愿意遵循的就是上一级人民法院的裁判尺度，这是二审终审制度的必然结果。所以，上一级人民法院与本院生效裁判案件最经常被参考，在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05、案类检索平台及方法 最高人民法院与诸多省级高院都开发了检索系统，供承办法官使用。但法院层面的检索平台一般是内嵌在法院办案系统中，供承办法官使用，并非对公众开发的。作为当事人或辩护人、代理人，可以使用最高人民法院推荐的中国裁判文书网、法信等平台进行检索。 类案检索可以采用关键词检索、法条关联案件检索、案例关联检索等方法。 结语 我国是典型的成文法国家。成文法以制定法为主，习惯法为辅，不承认判例具有普遍适用的效力。但成文法不可能穷尽个案要素，则法官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就成为必然。但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也会带来裁判尺度不可能完全统一的弊端，故所谓“同案不同判”的判例比比皆是，甚至同一法院同案不同判的情况也时而有之，这样的判决，不符合公众朴素的认知。“同案同判”“类案同判”的呼声越来越高，为了确保类案判决的合理化差异，我国类案检索制度也就应运而生了。 笔者撰写此文，一来是学习之需，二来是出于分享，以期共益。

在看守所冰冷的会见室里，L某坐在黑色的铁椅子里，目光有些呆滞。她淡淡地说：“我是按妈妈的意见做的，没有参与过那些具体的事，也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 01 背景 L某是家里的掌上明珠，从小文静听话。大学毕业前两年，她母亲在西北某省城设立了一家小额贷款公司。那时，取得这类牌照是很难的，妈妈将女儿L某登记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L某刚毕业，就入职公司，帮助妈妈一起打理生意。 然而，工作还不到半年，当地公安人员突然造访公司，以涉嫌诈骗罪将L某送进了看守所。 L某的妈妈又急又悔，四处托关系救人，没有结果。又各方打探寻找律师，最后通过律所的大主任找到我，将一肚子苦水倒了出来： 两年前，她认识了当地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和他商议借1000万元用于公司经营周转，并承诺给予利息。老板将1000万元转入了小贷公司账户。 借款到期后，公司因为经营上有点困难，一时半会还不了这笔钱。那老板催了好几次，没有拿到钱。然后，便动了歪脑筋。 02 报案 他向公安机关报案称：一年前，L某的母亲跟他说，某地区有一个大型建筑工程，因为她有关系，可以把工程拿到手，要和他合伙一起干，他信以为真，就同意了。 L某的母亲说，先拿出1000万作为前期运作的费用，因此，他向小贷公司账户转了1000万元。 一段时间后，他迟迟未得到工程的信息，去了现场才发现该工程已经开工，根本没他啥事。结果，工程没拿上，1000万也要不回来，因此，以诈骗罪向公安局报案。 该老板在他警察朋友的帮助下，在当地立了刑事案件，警方直接将公司法定代表人L某刑事拘留。 由于涉案金额太大了，检察院很快就批准逮捕了。 案件起诉到检察院时，我看见案卷的主要证据，除了被害人建筑公司老板的报案材料以外，还有几份证人证言。证人都是老板的员工，他们陈述的内容，如诈骗的时间、地点、虚构工程等情况和老板陈述的完全一致。所以，L某“诈骗”的罪名证据基本齐全。 这个老板的背后显然有“高人”指点。 依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诈骗金额1000万，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 03 新线索 一天，我和L某母亲再次聊这个案件，L某母亲说，这个1000万，双方没有签定书面合同，她只是让女儿给这个老板写了一张借据。 我问她，借据有存根吗？她说，没有存根，好像有照片。有一回，建筑公司老板找他的朋友借钱，用这个借据做抵押，老板的朋友向她确认借据的真假，把借据拍了照片发给了她，问她是不是欠这个老板1000万... 我问她，这张照片在什么地方？她说，在微信里。 我让她调出来，给我看看。 她说，在旧手机里，那个手机很久不用了，不知道现在还能不能打开。 我让她赶紧回去找旧手机，并且郑重地告诉她，如果能调出借据，她的女儿可能有救。 L某母亲果真找到了旧手机，在其中不仅找到了借据的照片，还翻到了双方当时的聊天记录。 如果借据是真的，就可以证明：所谓的诈骗1000万，实际上只是一起借贷纠纷。 我带着L某的母亲到公证处做了提取证据的公证，随后将公证书作为证据，提交给承办案件的检察官。同时，递交了书面辩护意见：《1000万，是借不是骗》。 另外，我又递交了三份申请： 1、申请鉴定借据照片的真伪；2、申请向微信发送人核实照片产生的过程；3、申请向建筑公司老板调取借据的原件。 检察院经过讨论后，决定对手机内照片的真假进行鉴定。 这个消息犹如黎明时分的曙光，让辗转奔波的L某母亲看到了一丝希望，大家既兴奋又紧张。 04 新焦虑 L某的父亲因肺癌住院，在得知女儿被关押后，又急又气又无奈，病情急转直下，已经被转入了ICU抢救。医生说，撑不了几天了。 我一遍一遍地向承办检察官督促鉴定进程。 终于，鉴定结果出来了：手机里借据的照片是真实的。 我立刻申请变更L某的强制措施，但是承办人说，案件具体如何处理，要报检委会讨论决定。 我拿出医院的证明，L某的父亲目前在用呼吸机维持生命；他渴望能见女儿最后一面；已经能证明L某无罪了，能否尽快放人，成全无辜的父女。 大约两天左右，检察院作出了对L某不起诉的决定书。 L某一出看守所，便被母亲拽着，急冲冲地赶往机场... 大约过去了一周，L某母亲打来电话，我问：“L某父亲的身体好些了吗？” 她说：“那天，她们赶到医院时，她父亲已经没有呼吸了。” 05 后记 这个案件，我对承办检察官是心存感激的。 虽然她一开始不相信我的意见，甚至怀疑手机中的照片是别有用心。但是，当她发现借据真的存在，L某是被冤枉的时候，她开始纠错，并为释放L某积极争取时间。 这样的检察官，是值得敬重的检察官。 近年来，走出校园的年轻人被送进看守所的情况屡屡发生，其中不乏名校毕业生。因此，对于这一群体，如何进行辩护，也是我们刑事律师需要关注和思考的。

案情简介 一天，被害人失主发现自家的4棵树木被盗，遂拨打110报警。小偷知道后，有点害怕，就主动找到被害人要求其到公安销案，并答应赔偿被害人。经过几番讨价还价，小偷愿意赔偿被害人1.8万元，双方签订了协议。 最后的结果是：盗窃案并没有销案，小偷被判刑，但是，因为有被害人为其出具的谅解书，所以小偷最终被判缓刑。 可让人吊诡的是，被害人也被警方以涉嫌敲诈勒索罪抓捕。理由是：事后经过鉴定这4棵树木的价值仅为4000元，而被害人却敲诈了1.8万元，被害人在敲诈小偷时说过：“你不赔偿，就看着办！”这样带威胁性的语言。 近日，长沙县法院判决被害人犯敲诈勒索罪成立。因为认定为敲诈，所以被害人失主一分钱的赔偿也没得到。长沙县法院的判决间接地为小偷免除了债务。 律师说法 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律师尹成林认为本案被害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理由如下： 一、从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来看，被害人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直接故意，他是基于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而进行的维权行动，因此不构成从敲诈勒索罪。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他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 敲诈勒索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即必须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如果是其他目的，如债权人为讨债而威胁债务人的，则不构成本罪。 本案中，当小偷偷了被害人4棵树木时，在民法上，被害人就对小偷形成了债权。这种债权债务关系是受法律保护的，而被害人基于合法的债权债务的维权行为，就不可能构成敲诈勒索罪。 举例：如果我有一个已经坏了的杯子，我故意设局，让他人不小心碰坏，我以此为借口索赔，这就是敲诈勒索，因为我主观上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直接故意。但是，如果我有一个好的杯子，他人碰坏了，我要求赔偿，那怕是高价索赔，即使不合理，即使法律不支持，那也不是犯罪行为。 因为我是基于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而展开的维权行动。 二、要求惩罚性赔偿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在我国，被害人要求对侵权人进行惩罚性赔偿是有法律依据的。惩罚性赔偿的功能不在于填补受害人的损失，而在于惩罚和制裁加害人严重过错行为。 在消费者维权案中、在刑事和解等案件中法律都支持惩罚性赔偿。本案中，4棵树被鉴定只有4000元，而被害人要求小偷赔偿1.8万元，这是惩罚性赔偿，法律应当支持。 退一万步讲，即使法律不支持惩罚性赔偿，那也不至于构成敲诈勒索罪。 三、被害人的行为没有社会危害性 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基本特征，一个行为构成犯罪必须具有社会危害性。本案中，被害人要求小偷惩罚性地赔偿1.8万元，罪犯被惩罚，彰显的是正义，并通过这个案例教导人们：偷盗是没有好下场的，结果只能是偷鸡不成蚀把米。所以本案中被害人的行为不但没有社会危害性，反而会产生非常好的社会效果。 这个案件，小偷被判缓刑，而受害人又能得到1.8万元赔偿，原本到此为止，皆大欢喜。人们在这个案件中看到的只有公平正义。 但不想长沙县的法官，刚愎自用，听不进辩护人的正确意见，活生生地将被害人定罪。可见，个别法官的业务素质、政治素质都有待提高，否则，这样荒谬的判决只会让人们嘲笑。 希望长沙中院能够改判！ 希望“让人们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不只是飘荡在共和国上空的一句响亮口号！ 希望早日推进“陪审团制度”。有了陪审团，党和政府也就不必为个别法官的荒唐判决背黑锅！